乌克兰画家哈利娜·祖布琴科（Halyna Zubchenko，1929-2000）和赫里霍里·普里什科（Hryhoriy Pryshedko）绘制的马赛克壁画《控制论学家的胜利》（Triumph of Cyberneticians，约20世纪70年代），“基辅控制论研究所”正面
“互不联网”：为什么苏联没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InterNyet: why the Soviet Union did not build a nationwide computer network作者：斯拉瓦·格罗维奇（Slava Gerovitch，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
引用[Chicago/Turabian]：Gerovitch. (2008). InterNyet: why the Soviet Union did not build a nationwide computer network. History and Technology, 24(4), 335–350.1961年10月，就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届代表大会开幕之际，苏联“科学院控制论委员会”出版了一本题为《控制论为共产主义服务》的著作。这本书概述了在从生物学、医学到生产控制、运输和经济学的广泛领域中应用计算机和控制论模型的巨大潜力。整个苏联经济被解释为“一个复杂的控制论系统，其中包含大量各种相互关联的控制回路”。苏联控制论专家建议，创建大量区域计算机中心来优化该系统的功能，收集、处理和重新分配经济数据，实现有效的规划和管理。将所有这些中心连接成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将通向“一个控制国民经济的单一自动化系统”。第二十二届党代会通过了新党纲，把控制论列为在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科学。新计划大力主张，控制论、电子计算机和控制系统“将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的生产过程、科学研究、规划和设计、会计和管理中。”大众媒体称计算机为“共产主义机器”。苏联控制论专家的豪言壮语在西方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国家能够实现一体化的、受控制的经济，应用’控制论’的原则来实现各种目标，而苏联会比美国更早达到这样的状态。”一位美国评论员如是说。他警告说：“控制论是赫鲁晓夫威胁要’埋葬’西方的武器。”中央情报局（CIA）还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来研究苏联控制论的威胁。它发表了许多报告，指出苏联计划建立一个“统一信息网”等战略威胁。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1962年10月，肯尼迪总统的最高助手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写道：“苏联对控制论的全面承诺”将给苏联带来“巨大的优势”。他警告说：“到1970年，苏联可能会有一种全新的生产技术，涉及全部企业或工业综合体，由采用自主学习的计算机管理。如果美国人继续对控制论视之不见，我们就完了。”然而，苏联控制论专家通过建立一个全国性计算机中心网络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完美规划从未实现。西方分析家评论了苏联计算机网络发展的技术障碍，例如缺乏可靠的外围设备和调制解调器、通信线路质量差以及软件产业薄弱。尽管这些极大限制了苏联倡导国家计算机网络的愿景，但这些因素几乎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他苏联大型技术项目（比如核武器和太空计划）都能克服更严重的技术挑战。相比之下，本文侧重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苏联的政治层面。当时，苏联当局开始开发用于管理国民经济的全国性计算机化信息系统，提出了一系列举措。我研究这些举措在广泛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下的起源、政府考量和逐步转变。我试图将苏联计算机网络的历史从狭隘的计算机历史中单独拿出来，使其成为苏联历史的一部分，在这段历史中，技术和政治无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的时候，苏联经济“就像一头疲惫不堪的野兽”。由于斯大林的农业强制集体化、工业化冲击和战争破坏，苏联工业陷入严重的失衡、短缺和任意定价。中央计划体制正在为每个经济单位分配生产指标和根据不断修订的国家计划分配产出的任务而苦苦挣扎。自上而下的决策没有为主动性和创新带来激励。当局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这些问题，却导致中央政府机构和官僚机构的臃肿，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在巩固权力后不久，就宣布了一项旨在彻底下放经济管理的大胆改革。1957年5月，他引入了经济行政区制度（Sovnarkhoz），取消了控制全国农业和工业生产各个部门的中央部委，新的经济行政区负责区域内所有类型的生产。然而，改革没有减轻官僚主义，也没有激发主动性，反而造成了彻底的混乱。供应链受到严重破坏，因为单一供应链中的不同企业往往最终落入不同区域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局开始逐步“整合”经济行政区。经济行政区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行政区，后者隶属于苏联中央经济委员会。为了协调全国各个工业部门的生产，苏联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些“国家委员会”，承担了前中央部委的许多职能。结果，到了1963年，“管理”工业的官僚机构不仅没有像“分权”概念所预期的那样缩减，而且几乎翻了三倍。与此同时，工业产值稳步下降，从1959年一直下降到1964 年。电子数字计算机及时问世，承诺为苏联经济困境提供灵丹妙药。到了50年代中期，控制论被赋予客观和真实的光环，计算机模拟开始被视为解决问题的通用方法。当时，一群著名的经济学家、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提出，苏联可以使用计算机改进经济管理。在斯大林时期，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曾经一度受到意识形态的批评，并徘徊在学科的边缘。随着赫鲁晓夫政治“解冻”的开始，以前被压抑的想法现在得到了公开讨论。1957年12月，苏联科学院在给政治领导层的一份机密报告中建议：“使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和规划，必然有利于生产效率。这样可以将决策速度提高数百倍，并避免由参与这些活动的笨拙官僚机构产生的错误。”苏联控制论运动在50年代后半叶迅速发展起来，为数理经济学（mathematical economics）提供了知识框架和制度保护伞。苏联控制论专家追求的议程，远比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最初构想有野心得多，也比后来美国人发展的控制论有野心得多。在苏联的语境中，“控制论”一词不仅涵盖了最初的反馈控制和信息论概念，还涵盖了机器、生物体和社会中“控制和通信”过程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的整个领域。通过将控制论与计算紧密联系起来，把计算机塑造为“客观”真理讲述者的大众形象，苏联控制论专家推翻了早先对各学科数学方法的意识形态批判，提出了整个科学事业的“控制论化”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控制论不是一个固定的学科，而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将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模型引入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大量先前被边缘化的研究趋势在控制论委员会的支持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包括数理经济学，它被重新塑造为“经济控制论”。经济控制论专家将苏联经济概念化为控制论术语，将经济计划视为“一个巨大的控制（或调节）反馈系统”。如果“信号”延迟，系统就会开始振荡。经济控制论专家渴望通过管理信息流将苏联经济转变为一个完全可控且功能完备的系统。控制论委员会设立了经济学部，定期在《控制论为共产主义服务》的年度报告中发表数理经济学论文，并赞助了数次会议，将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聚集在一起。1958年，只有少数苏联经济学家对计划和管理的数学模型感兴趣。1960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数学方法和计算机在经济与规划中的应用会议。次年，四十多个机构开始开展数理经济学研究。到了1967年，控制论委员会产出大约五百家机构的控制论研究，其中一半研究将控制论方法应用于经济学。苏联计算机化经济管理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同时期军事计算的启发。所有早期的苏联计算机都是为军队制造的。将计算机应用于经济学的倡议来自设计军事系统的工程师，他们将军事计算的“命令和控制”理念带入了他们的经济建议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军事规划师们对美国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下文写作SAGE）的发展消息感到严重震惊。SAGE是一个集中的全国性计算机指挥和控制中心网络，能够协调应对大规模的空中进攻。苏联决定建立三个系统——防空系统、导弹防御系统和太空监视系统，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集中计算机网络。这三个网络都由不同的组织独立开发。1956年，一〇一科学研究所（后来改名为“自动设备科学研究所”）成立，该部门专门设计一个与SAGE功能相似的国家防空系统。20世纪60年代初，该研究所开发了苏联第一台基于晶体管的计算机TETIVA（тетива），并建立了一个网络，该网络由八台成对的计算机组成，用于备份，各计算机组分散在不同的指挥和控制中心。20世纪50年代末，莫斯科“精密机械和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在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附近的萨里-沙甘试验场（Sary-Shagan Proving Ground）为一个代号为“A系统”（System A）的导弹防御系统原型开发了网络。指挥和控制中心的两台大型通用计算机（M-40和M-50），与控制远程雷达装置的几台专用计算机相连。“A系统”在1961年3月测试成功，之后赫鲁晓夫公开吹嘘说，苏联的反导系统可以“击中外太空的苍蝇”。空间监视系统于1962年开始使用，目的是以可能摧毁间谍卫星所需的高精度来追踪苏联和外国的航天器。该系统有两个远程节点，分别位于西伯利亚的萨里-沙甘试验场和伊尔库茨克附近，莫斯科附近设有一个指挥和控制中心。每个节点包括八个计算机控制的雷达站。莫斯科“电子控制机器研究所”为分布式网络开发了基于晶体管的M4-2M计算机，该网络跨越数千英里进行数据交换，并实现了完全自动化。分层控制网络的SAGE模型不仅启发了军事项目，也启发了民用项目。在1956年10月的科学院全体会议上，“控制机器和系统实验室”主任伊萨克·布鲁赫（Isaak Bruk）提议，建立一个由“控制机器”组成的分级网络，以收集、传输和处理经济数据，并通过计算机模拟政策决策。两年后，他的实验室被改造成“电子控制机器研究所”，为太空监视系统开发了M4-2M计算机，以及用于处理经济数据的M-5计算机。另一项关于建立经济管理计算机网络的提议直接来自军方。1959年1月，国防部“第一计算中心”副主任、苏联第一篇关于控制论的文章的作者、苏联第一本关于数字计算机的书的作者、工程师阿纳托利·基托夫（Anatolii Kitov）上校将他的著作寄给赫鲁晓夫，并附上一封信，主张“使用电子计算机，彻底改变和改进管理的方法和手段”。基托夫提议，首先在几个大型工厂和政府机构安装计算机，然后将它们连接起来，形成“大型综合体”网络，最终为国民经济创建一个“统一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基托夫建议，这些措施将大幅缩减行政和管理人员，甚至取消某些政府机构。他意识到潜在的人员削减会引起摩擦，于是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机构来实施所有政府机构的自动化和工作重组。他认为，经济管理的计算机化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经济优势——计划经济和集中控制。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建立将意味着我国发展的革命性飞跃，并将确保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苏联领导层认真对待基托夫的建议，并任命了一个由基托夫的支持者、“科学院控制论委员会”主席阿克塞尔·伯格（Aksel Berg）上将领导的小组。1959年6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公开呼吁普及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加快计算机的发展。同年12月，党和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会计和工程自动化的联合决议。然而，苏联领导人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它鼓励新技术，但没有进行任何组织改革。该决议命令为经济分析、统计和规划建造专门的计算机，但它没有包括基托夫最激进的想法，也就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乃至整个经济的自动化管理系统。控制论专家受到他们的鼓舞，继续开展控制论运动。1959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全国数学和计算机技术会议上，伯格、基托夫和控制论委员会副主任、数学家阿列克谢·利亚普诺夫（Aleksei Lyapunov）提交了一份联合文件，建议建立一个“统一的、由国家控制的信息处理中心网络”，“中央控制”是这个单一信息和计算机服务系统的基础，满足所有机构和组织在处理经济信息和执行计算工作中的需求。1960年9月，他们在党的主要杂志《共产党人》（Communist）上发表了一篇联合文章。作者认为，基于统一信息计算中心网络的国民经济自动化管理系统，将为自动收集经济数据、计划和分配资源、银行和运输控制提供手段。他们声称，计算机只需要两三分钟就能完成一项人类工人需要一周时间的任务。原本有近一百万人参与经济行政区和企业的物资供应。看起来计算机将节约很多人力成本。引入计算机后，供应计划时间将从三四个月缩短到三天，管理时间缩短一半，供应管理的成本降低五倍。作者声称，计算机的安装费用将在两年内收回。他们承诺，计算机将大大提高经济管理的效率和生产力，并将为国民经济的强劲增长提供基础。同时，基托夫提出了一个从根本上降低全国性计算机系统建设成本的想法。他建议建立一个两用的全国性计算机中心网络，兼用军事和民用用途。基托夫认为，计算机能力超过了需求。军事计算不能完全填补计算机中心的容量，在空闲时间，这些设施可以用于民用目的。基托夫建议将这些中心建在地下的秘密地点，保护它们不被炸弹直接击中。与此同时，这些中心将通过隐蔽的通信线路与大城市的民用信息收集站相连，将整个网络变成一个双重用途的系统。他再次直接向苏联领导层提交了他的建议。建议交由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元帅领导的国防部委员会，并由军方高层主导。当时，基托夫最大的支持者阿克塞尔·伯格已经离开了政府，尽管军方中少数不太有影响力的计算机爱好者支持他，但基托夫的建议还是被否决了。基托夫越过他的军事上级向党的领导层发出呼吁，甚至批评国防部对计算机事务的看法，这激怒了国防部。他被开除出共产党，失去了“第一计算中心”副主任的职位，并被开除出军队。该提案被正式否决，理由是民事和军事职能的结合十分低效。也许军方担心他们可能要为民用经济的失败负责。基托夫个人认为，他的建议被拒绝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权者担心，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引入，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被证明是多余的。尽管受到了挫折，控制论专家继续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进行公开宣传。1962年，在《共产党人》杂志的另一篇文章中，著名的通信工程师亚历山大·哈尔科维奇（Aleksandr Kharkevich）建议根据SAGE的原则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信息传输系统。他建议将所有电话、电报、无线电和电视通信数字化，并通过统一的计算机网络传输所有信号，进行“信息传输”。他构想出一个“中央信息库”，这个库将是完全自动化的，并对网络上任何终端的信息查询提供即时响应。苏联经济被赋予控制论的愿景，这吸引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苏联领导人很容易接受一个观点——经济问题可以通过改善信息流和管理技术来解决，而不需要进行任何彻底的改革。在1962年11月的党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呼吁他的党员同志们广泛借鉴西方的 “理性”管理技术。他认为，在计划经济之下，这些技术甚至比资本主义更容易实施。赫鲁晓夫不仅把经济，甚至把整个苏联社会看作是一个严格控制的、有组织的系统，在所有方面都受到管制。自动装配线的控制论对他来说是整个社会运作的缩影：“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原子、电子、控制论、自动化和装配线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清晰、理想的合作和社会系统中所有环节的组织，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的构想与控制论专家的自由主义社会理想相冲突。诺伯特·维纳认为，控制论的社会理论将通过打破僵化的垂直控制等级，消除自由交流的障碍，鼓励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反馈式互动，从而实现解放。知识分子对政治“解冻”充满热情，这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政权的“严冬”过后最初几年的统治。然而，在他自己对控制论社会的看法中，赫鲁晓夫更强调控制而不是交流。他坚定地将共产主义与社会秩序和有效组织挂钩。赫鲁晓夫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自由”可能会破坏甚至有害于这种秩序井然的共产主义愿景。1963年3月，他对一群主流知识分子说：也许你们认为在共产主义下会有绝对的自由？那些这样想的人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有序的、有组织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将在自动化、控制论和流水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如果一个螺丝钉不能正常工作，整个机制就会停顿下来。
1962年11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副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把科学院院长姆斯季斯拉夫·克尔德什（Mstislav Keldysh）和“基辅控制论研究所”所长维克多·格鲁什科夫（Viktor Glushkov）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格鲁什科夫熟悉基托夫的想法，于是他有了一个新的提议——在全国计算机网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经济规划和管理的自动化系统。柯西金非常支持这一想法，并很快任命格鲁什科夫为“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管理系统跨部门科学委员会”主席。
“基辅控制论研究所”开发的一台MIR计算机
1963年5月，党和政府发布了一项联合决议，规定了新的严厉措施，旨在加速将计算机引入国民经济。许多中央政府机构被命令建立自己的计算机中心和研究机构。控制论变成了一个流行语。大众媒体将计算机吹捧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控制论的概念到处流传，遍及哲学和无神论的宣传口径。甚至连柯西金的女婿也私下里抱怨道：“他不得不在书名中加入’控制论’三个字，以使其更具吸引力。”
“基辅控制论研究所”开始计划在计算机化的基础上进行大范围的经济管理改革。1963年，格鲁什科夫访问了一百多个组织，研究他们的管理方法和信息流。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设计草案囊括了主要城市一百到两百个大型中心作为区域节点，这些中心将与位于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的两万个小型中心相连。大型中心将通过专用的高带宽信道连接，没有信道交换或消息交换。该网络将支持一个分布式数据库，任何人都可以从网络上的任何终端经过自动授权检查后访问该数据库。格鲁什科夫的最初提议包括一个特别有争议的条款。他设想，新的网络将监控所有的劳动、生产和零售，他建议从经济中消除纸币，完全依靠电子支付。也许格鲁什科夫希望这个想法能吸引赫鲁晓夫本人。消除纸币唤起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它似乎使苏联社会更接近赫鲁晓夫在1961年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上颁布的共产主义目标。科学院院长克尔德什在高层官僚主义的操纵方面更有经验，他建议格鲁什科夫放弃这项规定，因为它“只会引起争议”。格鲁什科夫从主要提案中删去了这一项，并单独提交给了党中央委员会。如果意识形态要在苏联高层决策中发挥任何重要作用，这是它最好的机会。然而，格鲁什科夫取消现金的建议从未得到党内当局的支持。以前的控制论提案只由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提出，而格鲁什科夫明智地与经济学家合作。他的控制论研究所与科学院的“中央经济数理研究所”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该研究所由尼古拉·费多连科（Nikolai Fedorenko）院士领导。1964年，格鲁什科夫和费多连科发表了一项联合提案，在三级统一的全国计算机中心网络基础上，建立一套统一的优化计划和管理制度。其中，网络囊括数万个收集“初级信息”的地方计算机中心，三十至五十个位于主要城市的中级计算机中心，以及一个控制整个网络并为政府服务的顶级中心。格鲁什科夫和费多连科提议极大简化了收集初级经济信息的繁琐程序。现有程序规定，通过四个平行的、相对独立的渠道从各个企业收集相同的信息，这四个渠道分别是计划系统、材料技术供应系统、统计系统和财务系统。格鲁什科夫和费多伦科建议只收集一次所有的经济数据，将其储存在数据中心，并提供给所有相关机构。格鲁什科夫和费多连科承诺，拟议的统一优化计划和管理系统将通过处理“所有初级经济信息”，为“全国范围内的优化决策”提供支持。格鲁什科夫希望建立一个全面的系统，来定义、规范和控制苏联经济管理机构的全部运作。他其实打算重新设计整个苏联的官僚机构：“为每个官僚制定详细的工作日和工作周，制定详细的职责清单，明确文件处理的顺序、责任链、时间表等等。”这个野心勃勃的提议遭到了极大的反对。格鲁什科夫的建议面临两方面的反对。工业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僚反对经济规划和管理的计算机化，因为这暴露了他们的低效率，削弱了他们的权力和对信息的控制，并最终有可能使他们成为多余的人。另一方面，自由派经济改革者认为，格鲁什科夫的建议是进一步集中控制经济、打压小型经济单位自主权的保守企图。一场争论就此爆发。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解决苏联经济问题的办法是在经济中引入市场要素。他们建议对经济规划和管理进行彻底的权力下放，并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在他们看来，格鲁什科夫的计划只是保留中央集权经济管理的过时形式。但格鲁什科夫争辩说，他的提议不会集中所有决策，只是集中化高层的战略规划。他认为，苏联有可能设计一个系统，通过计算机建模为单个企业提供“准市场激励”。他认为，这甚至比实际市场更有效。苏联和西方的批评家都把格鲁什科夫的提议看作是“计算机乌托邦”（computopia）。他们质疑为一切经济构建可靠数学模型的可能性，以及为这种模型提供数据的有效性。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在现有体系中，中央计划机构和个别企业可以随意操作各种经济数据和标准，因此计算机只能产生“扭曲的结果，哪怕它管速度很快”。批评者还称，格鲁什科夫的计划会转移经济改革急需的资源。一位经济学家写道，埃及金字塔的建设是“那个肥沃的古国变成沙漠的原因。如果大力实施一个毫无意义的经济决策，就一定会毁掉经济。”根据统一的国家计算机中心网络蓝图，这些中心将像那些金字塔一样遍布这个国家，由才华横溢的数学家和能干的工程师设计。格鲁什科夫承认，他的计划将在十五年内花费两百亿卢布。他承认，这个计划比太空计划和原子弹计划加起来还要复杂，还要难实施。但他坚持认为，十五年之后，他的计划将带来一千亿卢布的回报。
在模块化工业、控制论和自动化制造的基础上，苏联末期的房屋建筑业从标准化（Standardization）走向模块化（modularity）
格鲁什科夫计划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只有在全面引入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如果没有高层彻底的管理改革，地方优化就失去了意义。一位工厂经理坦率地解释说：“我不能重新分配工资，它是由国家命令规定的。这笔资金对于生产来说是比较大的。如果你重新分配订单，就会破坏这笔资金的稳定性。要接受你的建议，整个管理系统就必须进行改革。”经济控制论专家承认，如果不在全国范围内改革经济机制，就不可能实现局部优化。1964年6月，格鲁什科夫向政府提交了他的正式提案，但政治事件很快打乱了他的计划。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党的领导人，柯西金担任总理。11月，部长会议主席团讨论了格鲁什科夫的提案。该提案受到那些本应参与实施的政府机构的强烈反对。自动化经济管理的想法有可能打乱经济领域现有的权力等级——通过计算机中心网络收集信息将挑战“中央统计局”的作用，而自动化计划将破坏“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对高层的垄断。中央政府机构没有直接反对格鲁什科夫的改革，而是开始减缓和削弱该项目。首先，中央统计局的官员对直接进入拟议的中央数据库提出反对意见。部长会议将格鲁什科夫的提案交给他们进行“定稿”。这个机构已经拥有一个全国性的统计收集网络，它悄悄地把格鲁什科夫的全国计算机中心网络的概念转变为自家网络的简单延伸。然而，这个想法并不适合“国家计划委员会”。计算机网络失去了规划功能，所有资源似乎都指向了一个敌对的政府机构。部长会议适时地将该项目移交给“国家计划委员会”进行另一次“修改”。就在这两个强大的机构争斗不休，试图将格鲁什科夫的项目用于自己的目的时，另一次重大重组震动了苏联的经济。1965年，赫鲁晓夫时代的经济行政区制度被拆除，工业分支部委的集中管理结构得以恢复。1966年，党和政府颁布了另一项法令，授权在经济中引入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的大规模计划。该法令是规划师和统计师阵营之间典型的官僚主义妥协——中央统计局负责发展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中心网络，而各部委被授权建立自己的计算机中心，并在各自控制的企业中发展管理信息系统。“中央统计局”提出建立一个区域计算机中心网络，但“国家计划委员会”坚持按照自己的部门结构来组织网络，这符合产业集团的利益。在个别企业和中央机构中，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是临时性的（在1966年到1970年期间，一共建设了414个这样的系统）。“精密机械和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为一个代号为“A-35系统”的导弹防御系统开发了一个由八台5E92B计算机组成的网络，该系统为了保护莫斯科免受导弹攻击而建造。从“电子控制机器研究所”分离出来的“计算机综合体研究所”为早期预警系统建立了另一个网络，其中包括位于里加和摩尔曼斯克附近的两个节点，以及莫斯科附近的一个指挥和控制中心。“自动设备科学研究所”设计了另一个网络，以支持战略导弹部队的自动控制系统。这个网络覆盖全国，通过低质量的信道传输密码信息。出于保密性，苏联经济无法利用国防工业中的任何技术革新。即使解除了保密限制，也很难将军事技术改造为民用。在处理不可靠的部件时，国防工业工程师试图简化计算机设计。他们没有建造复杂的通用计算机，而是开发了大量具有硬接线算法的小型专用计算机。每种类型的武器装备都由自己的计算机控制。苏联国防工业总共开发了三百多种不同类型的专用计算机。苏联的军工综合体就像一个信息“黑洞”——所有东西都进来了，但没有东西出得去。20世纪60年代末，当苏联领导层了解到美国“阿帕网”（ARPANET）的发展时，他们对建立全国性计算机网络的想法产生了新的推动力。格鲁什科夫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甚至比以前的提案更有野心。他建议将所有级别的管理信息系统联合起来——从单个企业到基于分支机构的部委系统和区域节点，直至最高政府级别——以创建用于国民经济会计、规划和管理的信息收集和处理系统，这将是一个全国性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全国自动化系统”，下文写作OGAS，下图）。
格鲁什科夫认为，自动化管理系统控制的对象越大，经济效应就越大。他警告说，除非经济信息的处理实现自动化，否则到80年代中期，苏联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将从事计划、会计和管理工作。为了使他的想法更容易被各个政府机构接受，格鲁什科夫巧妙地宣称，OGAS不会控制经济本身，而只是控制经济中的信息流。格鲁什科夫坚持认为，OGAS不会破坏现有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部委已经控制了他们的经济部门，并在他们各自的计算机中心收集信息。OGAS只会使该系统更有效地运作。格鲁什科夫说：“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信息流，我们需要集中所有信息库和计算机中心的跨部门管理，而不是经济管理。”因此，OGAS只是被描述为一个信息处理和软件开发的管理系统，而不是一个经济领域的超级机构。例如，OGAS的功能之一是在“信息调度站”的帮助下，在不同计算机中心之间重新分配计算任务，以平衡整个网络的负荷。格鲁什科夫希望使OGAS成为一个真正的通用信息库，积累从最低层到最高层的所有信息。他甚至认为，OGAS不仅要包括事实数据，还要包括个人的创新思路和想法：“由于控制的对象不仅是设备，还有人员，我们必须控制具体企业工人拥有的一切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新的技术、工艺、经济和组织。”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在格鲁什科夫的建议中看到一个全时监控系统的幽灵，其他人将其视为技术乌托邦。经济学家认为，解决办法不在于处理大量的信息，而在于减少决策所需的信息量：“过多的信息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管理专家断言，管理信息系统“只是加强了过时的会计和统计方法”，并坚持认为必须首先进行管理改革，而计算机化应该摆在其次。另一方面，格鲁什科夫将计算机化视为改革的工具。他认为他的任务“不仅有科学和技术指向，而且有政治指向”。他相信改革只能来自最高层，并努力说服苏联领导人支持OGAS。最终，1971年公布的党的第二十四届代表大会决议草案授权全面开展OGAS项目，但这个决定很快就被收回了。苏联领导层意识到，OGAS项目具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很有可能打破既定的权力平衡。在大会召开前不久，政治局决定缩减OGAS计划的规模。这时，苏联当局只想要一个广泛收集和管理个人信息的系统，但为一切经济建立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工作被推迟了。建设全国计算机中心网络的计划仍然存在，但只是纸上谈兵。由于缺乏明确的经济目的，昂贵的全国性网络建设难以实施。部委官员意识到，有很多方法可以在不一定失去权力的情况下实现类似的目的。每个部委都建立了自己的计算机中心，并为各自的内部需求开发了管理信息系统。1971年到1975年，这些系统的数量几乎增长了七倍，但它们往往使用互不兼容的硬件和软件，而且没有形成任何跨部门的网络。通过建立专门的管理信息系统，苏联工业分支部委为加强对下属企业的集中控制奠定了技术基础。这时，各部委不必与任何敌对机构共享信息和权力了。相反，每个部委都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来加强对敏感信息的控制。冶金部决定生产什么，而供应部决定如何分配它。另一位官员解释说：“不同的部委就像有不同的政府。”类似的故事每五年重复一次，因为新的经济计划每五年被起草出来供党代会批准。1976年的第二十五届党代会和1981年的第二十六届党大会都正式批准了OGAS项目的新版本。然而，每次建立计算机中心网络都在部委一级停止，没有达到全国的规模。当计算机化管理系统兼容时，它们可以起到团结不同企业的作用，但如果它们不兼容，它们将同样会造成分裂。通过加速发展以分支机构为基础的不兼容系统，各部委真正阻碍了全国计算机网络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一些分支机构的网络被独立开发，用于民用航空、天气预报、银行和学术研究。新兴互联网类型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但它们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商业企业创建的。20世纪60年代，和苏联一样，计算机技术在美国和英国成为“政策工具”。英国政府没有资助早期的分组交换网络提案，转而支持具有明确商业价值的技术项目，而计算机网络似乎并不符合这一条件。然而，“冷战”决定了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于是，美国通过国防部和其他机构资助了一系列的计算机计划，其中包括第一个分组交换网络“阿帕网”。然而，与苏联和英国当局不同的是，美国政府免费提供新技术，并给予激励政策，促进了新技术从军事部门向民用经济的转移。在美国，政府支持新技术，而私人公司刺激了新的用途，它们利用计算机的“再发明”将自身变成一种商业机器，后来又成为一种通信设备。苏联领导人也将国家计算机网络设想为一种“政策工具”。这个想法属于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也就是要率先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事实证明，计算机网络的命运与这些更大提案的命运密不可分，它们具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将自动化管理作为经济改革工具的控制论观点借鉴了苏联控制论专家的愿景。他们相信，一个技术解决方案（正确的数学模型、有效的算法和强大的计算机网络）将带来社会经济的变革，既赋予个别企业权力，又提供全国性的完美规划。苏联控制论学者设想了一个有机的、自我调节的系统，但矛盾的是，他们坚持通过从上而下的法令来建立它。他们反对自下而上的逐步发展。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全盘的全国性系统，各个部分就不会有效地运作，而零敲碎打的方法只会保存现有的做法。然而，一个全国性的管理系统本身也不可行，因为每个部分都不可行。这一设想在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统治下的智利得到了小范围实施——英国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设计了“赛博协同控制工程”（下文写作Cybersyn），那是一个全国性的自动化经济管理系统。据说，Cybersyn在整体规划系统中为个别企业提供了最大自主权。然而，与OGAS一样，Cybersyn的实际实施与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新技术“进一步巩固了许多在阿连德担任总统之前剥夺工人权力的管理做法，而不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最近关于用户和技术的“共同构建”（co-construction）学术研究强调了用户在定义、修改、重新设计和抵制新技术方面的作用，同时也探讨了技术对用户的定义和改造的影响。苏联国家计算机网络在各个机构之间产生了很多争论——要使计算机网络成为集中化还是分散化的工具？是信息流通的场所还是信息的安全存放处？是改革的工具还是现有管理系统的一部分？用户的角色也很有争议。控制论学者希望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机构来监督所有其他政府机构的信息管理，但个别部委却成功成为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用户。这些用户重新解释并重塑了信息系统技术。他们将最初的国家网络概念转变为由各部委下属的数据库组成的拼凑之物。用户还重新定义了“阿帕网”。该网络作为资源共享工具的最初目的失败了，但作为一个通信场所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电子邮件服务成为一个“大热点”。“阿帕网”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理由。相比之下，在苏联那里，信息的控制和管理促进了网络的分裂，使其成为不相连接的“孤岛”。控制论专家希望用一种技术工具来改革苏联政府，而这种工具的用途是由政府自己决定的。这很自然地导致了工具本身的转变，也就是让它从改革的工具变为现状的支柱。